早上八點，夏日的德里市區一片悶熱，我陷在車陣當中動彈不得，空氣中飄散著炸餅與咖哩的味道，到處都是不耐煩的喇叭聲，偶然穿插著幾聲牛鳴，熾熱的太陽還遮掩在厚重的霧霾後，整個城市已經蒸騰起一股煩躁的氣氛。
直到一台想在單線道上超車的嘟嘟車，硬是擠過了人行道與馬路間的狹窄空隙，濺起地上泥濘、引起一旁穿著紗麗的婦女一連串的咒罵，裝飾在車緣的雕花鐵片硬是在汽車外刮了一痕，「嘰⋯⋯」
駕駛汽車的馬修憤憤地嘆了一口氣，冒出了一連串抱怨。
馬修今年 50 歲，出生在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。 30 年前，剛從高中畢業的馬修帶著藝術家的夢想來到德里，後來在此結婚定居。現在馬修擁有一個培育年輕藝術家的藝文中心、一間畫廊、一座位在山上的工作室、一個電影團隊與一間位在農村的小學校。
馬修一天的時間多半在這些機構來回奔波，確保每一個機構運作流暢、工作人員都獲得良好的照顧。這些機構組成獨特而龐大的藝術教育系統：作為核心的藝術中心不僅僅吸引了國外藝術家進駐，同時也資助經濟能力不佳的印度藝術家來首都學習；藉由畫廊不定期舉辦的展覽，將已屆成熟的藝術家推往國際舞台，或將創作融入學校課程，發展為適合孩子的工作坊，都是藝術中心極為重要的工作之一。
今日我們要拜訪的，便是向農村孩子提供免費基礎教育的尼夫學校，我將在那裡負責一個工作坊。
尼夫學校所在地靠近德里，過去是不受政府重視的農村地區，直到近幾年首都圈擴張，才被劃入城鎮開發區，開始規劃電力與自來水供應系統。車子終於擺脫了首都圈惱人的膠著狀態，沿著高速公路輕快地奔馳了起來，窗外的景色也逐漸從公寓轉變為一望無際的農田，遠處是正在興建中的大樓。
繞過農田圍籬與一群閒晃的野雞，車子在顛簸的石子路上停了下來，不遠處有著黃槐樹與薄鐵皮搭成的學校大門，幾個孩子站在樹下好奇地盯著從城市來的四輪怪獸。
學校不大，由農舍改裝興建而成，四周緊鄰青綠的小麥田。穿越黃槐樹垂下的枝椏後，水泥小路通往一排僅由紅磚與木頭搭建的校舍，低矮的校舍只有一層，粗略以磚牆隔為四間，自靠近大門的那側算起，分別是低年級、中年級、高年級教室，與一間充當儲藏室的小房間。
由於學校所在的地區尚未供應電力與自來水，除了作為儲藏室的房間擁有一扇鐵門方便上鎖外，其餘教室為了盡可能地利用陽光，僅搭三面牆，陽光及風從未築牆的那面透入，有如大型帳棚，下雨的日子只能停課。
水泥小路的另一側保留了農地原始的樣貌，芭樂樹種植在僅有孩童肩膀高度的圍牆邊，底下叢生著野花。不遠處架著鄰近農村唯一的娛樂設施：一個新搭的蹺蹺板與一座鞦韆。沒有電風扇的教室悶熱潮濕，飄散著霉味，教室一端的牆面塗了深色水泥漆充當黑板。
三位老師，在這裡照顧170位孩子
隔著一條僅容成年人側身通行的走道，孩子們或坐或站，擠滿了教室。擠不進教室的低年級孩子們在教室外席地而坐，課本攤在色彩斑斕卻略顯陳舊的傳統手織地毯上。
「我想再蓋一間新的教室，」馬修說，現在使用的校舍自創校時使用至今，當時只有 20 位孩子，且男孩數量遠多於女孩。經過十年來努力地宣導，越來越多家庭願意讓女孩離家到尼夫學校接受免費的基礎教育。
如今這個僅有三位老師的小學校，照顧了來自雅穆納河岸一帶，年紀從 7 歲直到 12 歲的 170 名孩子。「還需要一些好一點的課桌椅……」看著發育中的高年級孩子費力地爬上比腰還高的椅凳，馬修皺了皺眉頭。
孩子的一天從早晨六點開始，在家中用過早飯後，七點半的瑜珈課等著為忙碌的學校生活暖身。八點開始第一堂課，課程與課程之間間隔著長度不等的娛樂時間，直到中午一點下課為止，孩子們必須學習至少四個科目。
從週一到週六，每週一都安排了檢視一週學習進度的小考，跟不上進度的學生將面臨扣減使用蹺蹺板與鞦韆時間的「恐怖懲罰」，因此時常見到孩子們利用待在學校、不必務農的時間加緊腳步抄寫功課。
對孩子們而言，除了自動放假的雨天，每週最期待的事就是不需考試、充滿驚喜的美術課：一些拜訪藝術中心的外國藝術家偶爾為孩子們帶來新奇的彩繪顏料，並帶領他們完成一些小型繪畫作品；一名來自西印度的作家兼環保倡議者，讓孩子們體驗如何在森林裡野炊。但對我而言，這些居住在農村、父母世代務農的孩子們有著另外一層意義……。
「印度製造」的浪潮下，農村孩子們的未來在哪裡？
2014年，剛上任的印度總理莫迪提出了「印度製造」計畫，旨在吸引外商投資印度，創造國內就業機會，用以改善不佳的經濟狀況。
首先面臨衝擊的便是農村：土地法的變更，讓外商更容易將農地轉換為工業用地，這對過去飽受中盤商剝削之苦的農民而言，無疑是雪上加霜。而基礎建設與教育的不足，更加深了農民在職業轉換上的困難。
對馬修這樣一名運作數個機構，每天都必須接到數十通越洋商務電話、往返於現實與夢想之間的成年人而言，「印度製造」計畫只佔了生活當中的一小部分。但對這群待在尼夫學校的孩子們而言，印度製造的浪潮才剛開始，一個未知且充滿變數的未來正等著他們——無疑地，他們將成為支撐計畫運作的重要人力，屆時他們會離開世代居住的農村嗎？往後他們與農田的關係將變成什麼樣？
在孩子們的協助下，我在樹幹底下固定了兩根均勻釘滿長釘的木棍，利用一綑棉線拉上經線、架起簡易的編織台。今天的工作坊內容十分簡單，孩子們將使用自己蒐集而來的物品作為編織材料，在編織台上共同創作一幅大型旗幟。
我想起前幾日在藝術中心與馬修談話的內容，當時我們談論了台灣製造的時代，與經歷該時代的人們：
「台灣製造」的前例，都市與鄉村的習題
那是馬修剛到德里打拼的前幾年，印度政府剛放寬外商投資限制，期待能夠振興經濟，但受到貿易夥伴蘇聯解體與波灣戰爭的衝擊，政府瀕臨破產邊緣。「一個辛苦的時代，」，馬修為下了結論「人們必須依靠夢想才能顛簸著繼續往前進。」
好萊塢電影《致命吸引力》是馬修近年來參與電影製作所欣賞的老電影之一，對於電影中那把被女主角揶揄「Made in Taiwan？」、一出場就馬上在風雨中開花的廉價雨傘，馬修印象模糊，看來「台灣製造」是只屬於麥克道格拉斯出身的西方笑話，而不存在於兩個正在經歷轉變的製造之國當中。
我於是提及出身農家的父親與我所成長的南部小社區。
連棟透天的社區裡，幾乎見不到爸爸們的身影，這群來自農村的爸爸們平日在外縣市工廠上班，假日才回家陪伴家人。
他們可能永遠不清楚，自己的工作受到全球資本流動什麼樣的影響，只感嘆物價上揚、越來越難買到自己所製造的，標示著「台灣製造」的平價產品。而孩子們對於農田記憶陌生、無法使用流利的台語與農村的祖父母交談。
「似乎是，」馬修說，德里在過去相較於南方有更多發展空間，他的孩子出生在德里，英文極好，也不太使用喀拉拉邦的方言馬拉雅拉姆語。
「學校中的孩子，在生活當中擁有什麼呢？」出門前我看著馬修吃力地將成綑的空白作業簿、兒童尺寸的皮鞋與襯衫搬進後車箱，我好奇地詢問他——免費的教育、文具與生活用品，似乎這群孩子從開始接觸文字與世界以來，就一直處於被動接受贈與的狀態。
贈與物資，也暗示了當地生活環境物質的缺乏。雖然這些物資為孩子的教育提供了微薄支持，但同時間，這情況也不斷地提醒接受禮物的孩子們，自身處於貧脊的環境當中——習慣接受贈與，同時也是習慣貧窮。如此一來，即便試圖透過免費教育改變孩子的未來，孩子心中依然揮不去過去貧窮所留下的陰影——一種真正的、打從自身認定的貧窮。
「但他們是貧窮的孩子，他們沒有任何東西，」馬修的回答驚慌中帶著一點羞赧。
寄希望於孩子們的夢想，與未來的可能性
「你確定什麼東西都不要帶嗎？」馬修狐疑地看著兩手空空、只提著一捲棉線的我。「那裡是貧脊的地方，什麼東西都沒有喔？」馬修再次強調，深怕來自國外的我因為錯估情勢而無法進行工作坊。
雖然大部分待在印度的時間，我盡量避免想起印度在全球經濟發展中偏後這件事，深怕自己落入對落後國家的既定印相當中。
但當貧困軋壓著現實，滾燙地輾壓到腳下時，這裏已經不存在著任何模糊的空間，勢必得為來自優渥物質世界的自己選擇立場，來建立自己與孩子們之間的關係：服膺於全球經濟遊戲的潛規則，當個單純的贈與者，或是另闢蹊徑？
「孩子們蒐集了些什麼？」我詢問學校老師，老師向學生招了招手，在一連串印地語交談後，一群孩子從書包中掏出或大或小的塑膠袋，不同顏色的野花、藤蔓、嫩葉瞬間淹沒了教室。
那天，我讓孩子們在小紙條寫上未來的夢想，以棉線串聯起蒐集來的野花、藤蔓與嫩葉，共同編織了一面連結當下與未來的旗幟。
雖然我無法如馬修一般，以十年的時間逐漸改變他們的生活，但我希望在尚未到來的未來來臨之際，讓孩子們發現自己不是一無所有，而這足以在艱困的日子裡，支撐他們繼續前進。
「馬修，你是怎麼擁有這麼多機構的？」回德里的路上，我問。
「要有夢想……」，一個小時後，馬修將搭機飛往另一座城市，在那裡，即將開拍的電影等著他。
直到一台想在單線道上超車的嘟嘟車，硬是擠過了人行道與馬路間的狹窄空隙，濺起地上泥濘、引起一旁穿著紗麗的婦女一連串的咒罵，裝飾在車緣的雕花鐵片硬是在汽車外刮了一痕，「嘰⋯⋯」
駕駛汽車的馬修憤憤地嘆了一口氣，冒出了一連串抱怨。
馬修今年 50 歲，出生在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。 30 年前，剛從高中畢業的馬修帶著藝術家的夢想來到德里，後來在此結婚定居。現在馬修擁有一個培育年輕藝術家的藝文中心、一間畫廊、一座位在山上的工作室、一個電影團隊與一間位在農村的小學校。
馬修一天的時間多半在這些機構來回奔波，確保每一個機構運作流暢、工作人員都獲得良好的照顧。這些機構組成獨特而龐大的藝術教育系統：作為核心的藝術中心不僅僅吸引了國外藝術家進駐，同時也資助經濟能力不佳的印度藝術家來首都學習；藉由畫廊不定期舉辦的展覽，將已屆成熟的藝術家推往國際舞台，或將創作融入學校課程，發展為適合孩子的工作坊，都是藝術中心極為重要的工作之一。
今日我們要拜訪的，便是向農村孩子提供免費基礎教育的尼夫學校，我將在那裡負責一個工作坊。
尼夫學校所在地靠近德里，過去是不受政府重視的農村地區，直到近幾年首都圈擴張，才被劃入城鎮開發區，開始規劃電力與自來水供應系統。車子終於擺脫了首都圈惱人的膠著狀態，沿著高速公路輕快地奔馳了起來，窗外的景色也逐漸從公寓轉變為一望無際的農田，遠處是正在興建中的大樓。
繞過農田圍籬與一群閒晃的野雞，車子在顛簸的石子路上停了下來，不遠處有著黃槐樹與薄鐵皮搭成的學校大門，幾個孩子站在樹下好奇地盯著從城市來的四輪怪獸。
學校不大，由農舍改裝興建而成，四周緊鄰青綠的小麥田。穿越黃槐樹垂下的枝椏後，水泥小路通往一排僅由紅磚與木頭搭建的校舍，低矮的校舍只有一層，粗略以磚牆隔為四間，自靠近大門的那側算起，分別是低年級、中年級、高年級教室，與一間充當儲藏室的小房間。
由於學校所在的地區尚未供應電力與自來水，除了作為儲藏室的房間擁有一扇鐵門方便上鎖外，其餘教室為了盡可能地利用陽光，僅搭三面牆，陽光及風從未築牆的那面透入，有如大型帳棚，下雨的日子只能停課。
水泥小路的另一側保留了農地原始的樣貌，芭樂樹種植在僅有孩童肩膀高度的圍牆邊，底下叢生著野花。不遠處架著鄰近農村唯一的娛樂設施：一個新搭的蹺蹺板與一座鞦韆。沒有電風扇的教室悶熱潮濕，飄散著霉味，教室一端的牆面塗了深色水泥漆充當黑板。
三位老師，在這裡照顧170位孩子
隔著一條僅容成年人側身通行的走道，孩子們或坐或站，擠滿了教室。擠不進教室的低年級孩子們在教室外席地而坐，課本攤在色彩斑斕卻略顯陳舊的傳統手織地毯上。
「我想再蓋一間新的教室，」馬修說，現在使用的校舍自創校時使用至今，當時只有 20 位孩子，且男孩數量遠多於女孩。經過十年來努力地宣導，越來越多家庭願意讓女孩離家到尼夫學校接受免費的基礎教育。
如今這個僅有三位老師的小學校，照顧了來自雅穆納河岸一帶，年紀從 7 歲直到 12 歲的 170 名孩子。「還需要一些好一點的課桌椅……」看著發育中的高年級孩子費力地爬上比腰還高的椅凳，馬修皺了皺眉頭。
孩子的一天從早晨六點開始，在家中用過早飯後，七點半的瑜珈課等著為忙碌的學校生活暖身。八點開始第一堂課，課程與課程之間間隔著長度不等的娛樂時間，直到中午一點下課為止，孩子們必須學習至少四個科目。
從週一到週六，每週一都安排了檢視一週學習進度的小考，跟不上進度的學生將面臨扣減使用蹺蹺板與鞦韆時間的「恐怖懲罰」，因此時常見到孩子們利用待在學校、不必務農的時間加緊腳步抄寫功課。
對孩子們而言，除了自動放假的雨天，每週最期待的事就是不需考試、充滿驚喜的美術課：一些拜訪藝術中心的外國藝術家偶爾為孩子們帶來新奇的彩繪顏料，並帶領他們完成一些小型繪畫作品；一名來自西印度的作家兼環保倡議者，讓孩子們體驗如何在森林裡野炊。但對我而言，這些居住在農村、父母世代務農的孩子們有著另外一層意義……。
「印度製造」的浪潮下，農村孩子們的未來在哪裡？
2014年，剛上任的印度總理莫迪提出了「印度製造」計畫，旨在吸引外商投資印度，創造國內就業機會，用以改善不佳的經濟狀況。
首先面臨衝擊的便是農村：土地法的變更，讓外商更容易將農地轉換為工業用地，這對過去飽受中盤商剝削之苦的農民而言，無疑是雪上加霜。而基礎建設與教育的不足，更加深了農民在職業轉換上的困難。
對馬修這樣一名運作數個機構，每天都必須接到數十通越洋商務電話、往返於現實與夢想之間的成年人而言，「印度製造」計畫只佔了生活當中的一小部分。但對這群待在尼夫學校的孩子們而言，印度製造的浪潮才剛開始，一個未知且充滿變數的未來正等著他們——無疑地，他們將成為支撐計畫運作的重要人力，屆時他們會離開世代居住的農村嗎？往後他們與農田的關係將變成什麼樣？
在孩子們的協助下，我在樹幹底下固定了兩根均勻釘滿長釘的木棍，利用一綑棉線拉上經線、架起簡易的編織台。今天的工作坊內容十分簡單，孩子們將使用自己蒐集而來的物品作為編織材料，在編織台上共同創作一幅大型旗幟。
我想起前幾日在藝術中心與馬修談話的內容，當時我們談論了台灣製造的時代，與經歷該時代的人們：
「台灣製造」的前例，都市與鄉村的習題
那是馬修剛到德里打拼的前幾年，印度政府剛放寬外商投資限制，期待能夠振興經濟，但受到貿易夥伴蘇聯解體與波灣戰爭的衝擊，政府瀕臨破產邊緣。「一個辛苦的時代，」，馬修為下了結論「人們必須依靠夢想才能顛簸著繼續往前進。」
好萊塢電影《致命吸引力》是馬修近年來參與電影製作所欣賞的老電影之一，對於電影中那把被女主角揶揄「Made in Taiwan？」、一出場就馬上在風雨中開花的廉價雨傘，馬修印象模糊，看來「台灣製造」是只屬於麥克道格拉斯出身的西方笑話，而不存在於兩個正在經歷轉變的製造之國當中。
我於是提及出身農家的父親與我所成長的南部小社區。
連棟透天的社區裡，幾乎見不到爸爸們的身影，這群來自農村的爸爸們平日在外縣市工廠上班，假日才回家陪伴家人。
他們可能永遠不清楚，自己的工作受到全球資本流動什麼樣的影響，只感嘆物價上揚、越來越難買到自己所製造的，標示著「台灣製造」的平價產品。而孩子們對於農田記憶陌生、無法使用流利的台語與農村的祖父母交談。
「似乎是，」馬修說，德里在過去相較於南方有更多發展空間，他的孩子出生在德里，英文極好，也不太使用喀拉拉邦的方言馬拉雅拉姆語。
「學校中的孩子，在生活當中擁有什麼呢？」出門前我看著馬修吃力地將成綑的空白作業簿、兒童尺寸的皮鞋與襯衫搬進後車箱，我好奇地詢問他——免費的教育、文具與生活用品，似乎這群孩子從開始接觸文字與世界以來，就一直處於被動接受贈與的狀態。
贈與物資，也暗示了當地生活環境物質的缺乏。雖然這些物資為孩子的教育提供了微薄支持，但同時間，這情況也不斷地提醒接受禮物的孩子們，自身處於貧脊的環境當中——習慣接受贈與，同時也是習慣貧窮。如此一來，即便試圖透過免費教育改變孩子的未來，孩子心中依然揮不去過去貧窮所留下的陰影——一種真正的、打從自身認定的貧窮。
「但他們是貧窮的孩子，他們沒有任何東西，」馬修的回答驚慌中帶著一點羞赧。
寄希望於孩子們的夢想，與未來的可能性
「你確定什麼東西都不要帶嗎？」馬修狐疑地看著兩手空空、只提著一捲棉線的我。「那裡是貧脊的地方，什麼東西都沒有喔？」馬修再次強調，深怕來自國外的我因為錯估情勢而無法進行工作坊。
雖然大部分待在印度的時間，我盡量避免想起印度在全球經濟發展中偏後這件事，深怕自己落入對落後國家的既定印相當中。
但當貧困軋壓著現實，滾燙地輾壓到腳下時，這裏已經不存在著任何模糊的空間，勢必得為來自優渥物質世界的自己選擇立場，來建立自己與孩子們之間的關係：服膺於全球經濟遊戲的潛規則，當個單純的贈與者，或是另闢蹊徑？
「孩子們蒐集了些什麼？」我詢問學校老師，老師向學生招了招手，在一連串印地語交談後，一群孩子從書包中掏出或大或小的塑膠袋，不同顏色的野花、藤蔓、嫩葉瞬間淹沒了教室。
那天，我讓孩子們在小紙條寫上未來的夢想，以棉線串聯起蒐集來的野花、藤蔓與嫩葉，共同編織了一面連結當下與未來的旗幟。
雖然我無法如馬修一般，以十年的時間逐漸改變他們的生活，但我希望在尚未到來的未來來臨之際，讓孩子們發現自己不是一無所有，而這足以在艱困的日子裡，支撐他們繼續前進。
「馬修，你是怎麼擁有這麼多機構的？」回德里的路上，我問。
「要有夢想……」，一個小時後，馬修將搭機飛往另一座城市，在那裡，即將開拍的電影等著他。
註：這個工作坊在今年九月進行，十月在Niv art center舉行展覽。